我就是這樣長大 》蔡培慧,以生命經驗保護農村
 
   
蔡培慧,以生命經驗保護農村
作者/劉瑋婷

一般人對於三農(農業、農村、農民)的認知是落後的、傳統的,對農村與農民的認知也都停留在付出高度勞力的印象上,並將焦點集中在男性身上,少有著眼於女性。傳統農村女性在付出勞力的同時還需負擔家務,將青春與汗水都揮灑在土地上,女性在農村、農業中也扮演著守護者的角色。在現代社會中,農家子弟在離鄉求學後,開始以所學所聞關心農村;蔡培慧,就以一名農村子弟之姿,用自己的智識與行動為土地付出。

「農村不斷的被汙化、被弱化,或是被浪漫化」蔡培慧說出台灣農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,社會認定農村中充滿了各種的落後景象,農村毫無競爭力,或者,認為務農是種浪漫的行為,每個人都對農村有著各種浪漫的想像。

蔡培慧,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系博士生,在近來反農村再生條例運動中,經常撰文分析草案中的缺失,並直接投入串聯運動。國中之前,她和奶奶住在南投魚池鄉頭社地區,看著長輩們依靠種植絲瓜帶來生活收入,農鄉文化中的飲食文化、餽贈與人際互動也是她認為農村中相當有趣的地方,而在農村中,負責餽贈與人際互動的多是女性,「為什麼我的伯母要醃這個釀那個送給附近的鄰居?因為這是一種與附近鄰居互動的方式,藉由這種方式建立起農村間的人際網絡。」

對於農村,蔡培慧有過迷惘,「我曾經一度想逃離農村,因為我們的成長過程中,一切都在暗示著我們,背離家才有機會成功」,在所有的生命經驗中,長輩們與社會觀感告訴年輕人要好好唸書,要離開鄉村到都市打拚才有工作機會,才能出人頭地。直到開始接觸原住民部落社區工作、部落復興之後,蔡培慧開始產生內在懷疑。

「資本主義下,農業還能存在,並讓社會維持著相對穩定,即便是普遍性的隔代教養,其實背後也意味著農村中的長輩們分擔了勞工的教養負擔。」蔡培慧認為,農村在社會中具有社會安定的效果,農鄉文化應該是華文化的核心,農村中的生產關係,從經濟面、文化面、社會安全面上看,都有著不可取代的價值,在這片土地上,多數人都與農鄉都是有著連繫的。

九二一發生後,蔡培慧對農村有了更深層的感受,當時的蔡培慧加入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,在震央南投協助受災戶,對農村的居民而言,要到「公部門」去辦理各項補助與申請,就像上「衙門」一般,在這之中她看見受災戶的徬徨與無助,更發現了社會落差、制度結構的落差。另一個更大的衝擊是,其實蔡培慧在魚池的老家也倒了,當時政府規定,若申請了房屋全倒的補助,國軍會協助將地上物拆除,「當挖土機轟隆隆地開過來,就在我面前將我的老家拆了,我就看著這一切大哭。」

對蔡培慧而言,當她看見自己的老家被夷為平地,過去生命經驗中某個具體的象徵就這樣消失不見了,她還可以在一片瓦礫中清楚的看見三合院的位置、奶奶的房間,「對很多外出的遊子而言,無論身在何處,家是最後的依歸,你總有個家在,那個載體是存在的,但當我看著房子被拆掉之後,就像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。」九二一距離現在已經十年的光陰,許多人對當時的記憶也不那麼鮮明,「直到現在我的戶籍地址還在老家三合院那」對蔡培慧而言,那不僅只是兒時回憶,更是一個象徵。

經歷九二一之後,她開始徬徨,開始思考農村的整體結構,在現代社會中,現代性否定了鄉村性,農村不斷的被汙名化、弱化、浪漫化,蔡培慧開始有了疑問:「究竟什麼是對的?」並在之後進入學界開始研究相關的農業政策對農村的影響,她認為整個農業架構中,方方面面都應該要有人作,都與土地有所連結,有人負責生產,有人負責由學術上思考條文的正當性,橫向論述、思考長期以來不斷萎縮的農業,「不敢說是一種使命感,而是我該作的。」

在農村再生條例草案一讀的消息傳出後,蔡培慧開始深入了解相關的問題,她說:「這就像是踩到我的底線,條例奪取土地之後,透過條例造成文化單一化,讓生產者放棄生產,發展觀光旅遊,但觀光旅遊不是生產啊!」

因為這次的反農再運動而與蔡培慧經常連繫的吳音寧說:「當時知道農再一讀通過之後,就將條文寄給培慧,隔天我就收到回信,她寫出對條文的觀察,培慧很認真,對農村有很深的情感。」蔡培慧在反農再活動中,先是撰文「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 -解讀行政院版《農村再生條例》」分析條文,並與其他民間音量相互結合,參與各地區說明會的規劃,也主動投書媒體闡述台灣農村困境與未來。

「很難得像培慧這樣進入學術界之後還願意回頭關懷土地,實踐力還這麼高的。」在九二一時就認識蔡培慧,直到反農再活動而與蔡培慧有所接觸的馮小非認為,許多人進入學界之後,多半不會想到、或是不願意再回頭去作這樣的事情,但蔡培慧不只關心,並且參與其中,試圖為這片土地作點什麼。

延伸閱讀:
•全球之聲:馬達加斯加:韓國土地租用案議論四起
•台灣農村陣線:咱的農業-誰在矇騙馬總統? 
•《糧食戰爭》讀書會

資料來源:2009/8/7《生命力新聞網》

 

 

 

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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